2010年03月08日 09:34  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贪官之“潜伏定律”：

    之一、“潜”得越久的贪官越难查。一是贪官有“经验”了，手段更狡诈；二是事隔多年，很多线索也不好查。倒是一些“新手”贪官更容易“栽”，或是新近发生的腐败更容易暴露。因此案件突破，往往从“新”开始。

    之二、贪官官职越高“潜伏期”越长，“小官”的“潜伏期”则相应较短。官位越高，腐败手法越“高明”，背景越“强大”，查处难度也越大。

    马君（化名），某省纪委资深办案专家，从事办案工作20年，主持查办过多起腐败大要案件。近日，记者专门就 “贪官潜伏期”问题采访了他。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贪官的潜伏期一般在3～8年，“的确比以前延长了”。究其原因，他既赞同前篇文章所列的观点，也就自身的办案体验，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深入剖析。

    不缺线索缺人

    如何有效地发现腐败进而查处腐败，考验着反腐人员的“眼力”，也考验着反腐机制的“功力”。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进纪委参加办案的时候，领导讲的是‘多渠道拓展线索’。现在则根本不愁线索。现在的线索主要来自两大块，群众举报和案中案，年年几百封举报信，一查就是窝案、串案。”马君说。

    “现在愁的是分身乏术啊。”以他们室为例，监督对象包括该省6个市州和30多个厅局的几百名厅级干部，一碰就是大要案件。一般来说，彻查一个大要案件往往要四五个月，多则一两年。“一方面是案件要尽可能深挖细查，一查到底；另一方面是搜集的证据要严丝密合、丝丝入扣，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他举了个例子。在办一次案件中，受贿方和行贿方都交代了一笔金额，是一张5万元的银行卡，双方口供吻合，但卡找不到了。而法律要求要有书证，所以必须找到当年这笔款项的银行记录。结果，他们找了那个地点的四五家银行，查阅了几千册银行单据，大海捞针般耗时一两个月，才最后固定了证据。

    “办案是个细致活。证人要一个一个找，证据要一件一件‘抠’，到了移交司法机关的时候，案卷都有一人多高。”他告诉记者，一旦上一个案子，办案人员就没有了正常时间。案子不结束，就没有休息日。就是今年春节期间，也还有同志坚守在岗位。

    但是，“我们室7个同志，加上从外单位抽调协助办案的也就十多个人。要一件一件彻查，就是三头六臂昼夜不休也忙不过来。”因此，查办案件既要坚决惩治腐败分子，挽回国家损失，取信于民；也要以反腐的高压震慑潜在的腐败分子，发挥重大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达到惩前毖后的功效。

    反腐多年来，国家的反腐部署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阶段性重点，比如说早前的吏治腐败，后来的商业贿赂，近来的工程领域腐败，办案工作的“准星”也随之进行“转移”。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在具体操作上，重大典型案件、影响恶劣的案件必须马上查，不太起眼、证据又不充分的案子就只能先缓一缓。”当然，这个缓并非“不管”。“我们一直在盯着呢！”马君说，“一旦有了好的办案时机，马上行动。”

    案件突破时机最重要

    “时机，办案最重要的是选准时机。”马君反复强调，办案最忌办成“夹生案”。时机选准了，势如破竹；时机不对，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他说，现在有的民众以为举报信一交，马上就会有结果；如果没有马上得到结果，就是反腐机构不作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片面。因为民众大都是根据自己的观感来举报，感性的成分居多；但办案最重要的是证据，而证据的搜集、案件的突破都是需要时间与时机的。“腐败分子落马之前，不少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把握，又怎么能轻易动他？”

    马君告诉记者，知情人举报，是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他说，在查办一个案件的时候，一些涉案当事人出于自保或立功，往往会主动揭发或牵出其他案子的线索，纪检机关顺着这根藤去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

    此外，知情人举报还集中在两个时候。一是换届之际，举报特别多。这其中有诽谤栽赃的，也有不少是真货，这类知情人多数出于官场内部。平时大家都做“好人”，知道情况也不愿说出来得罪人，现在为了争位子，就都“拱”出来了。一些案件就是在换届之时突破的，比如原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案。再有就是圈子内讧。比如说一个地方招投标给的点子（回扣）是10％，一个老板为了抢生意，一下提到20％，这就破坏了“规则”，打破了利益平衡，别的老板就会举报。一些工程建筑领域腐败案的“盖子”就是这样被揭开的。

    但是，马君认为，腐败分子的确更加狡诈，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甚至通过谈判妥协达到利益平衡。“现在知情人往往是利益关联者，相互包庇互相掩护，轻易不会举证。我们调查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听到真话。包括有的举报人，匿名举报可以，但调查的时候出于种种顾虑，也不见得会说实话。”

    如今，“换一种身份落马”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反腐惯例。比如文强从公安局副局长位置调任司法局长后落马，黄瑶也是到省里后，他在黔西南自治州任职期间的腐败行为才得以暴露。

    马君分析，这是因为腐败分子在一个地方或领域经营多年，一手遮天，树大根深。只有“挪走”这棵大树，铁板一块的关系网才会出现缺口，腐败问题才容易暴露出来。

    谈到如今的反腐形势，马君觉得如今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年比一年大，案子也越查越彻底。“只要有证据，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能查下去的案子”。因此，“腐而必败，贪而必倒。不是不倒，时候未到”。

    但他也承认，有时候因为种种原因的“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有可能把小腐败拖成大腐败，客观上延长了一些贪官的潜伏期，给民众带来一些不良观感等等。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糕

    马君认为，前文所言办案人员的不足，反映出在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下，反腐力量仍然有所欠缺。但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只靠简单增加人手来解决。十个人不够，百个人又够不够？如何将体制内的反腐资源和民间的反腐热情整合，充分发挥出“人民的力量”，才是现实可行之道。他说，目前网络反腐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贪官潜伏期延长，暴露出我们的监督机制的薄弱和发现腐败机制滞后。马君说，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清廉指数排名那么高，他们的腐败在“进行时”就能被查获，甚至刚有腐败苗头就能被“揪”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监督机制比我们广泛、深入、细致。对一把手的监督，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我们谈了多少年，但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机制。

    总结先进地区的反腐经验，马君认为，有两条最为突出。一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更需要公开透明，更需要“狗仔队”。再有就是官员财产申报，一旦这一终极反腐制度真正建立起来，就会一目了然，腐败分子想“潜”都“潜”不住。

    “但是，有制度不执行，可能比没有制度更糟糕。”马君认为，就目前而言，最缺的还是制度的执行力。如今红头文件三令五申、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的情况，在现实中屡屡可见。比如说了几十年的公款大吃大喝、清理了许多次的红包礼金等。如果领导干部的行为都能严格按现有制度进行规范的话，一些腐败就根本无机可乘；如果上级监督管理机构能够严格按制度来进行检查督促的话，一些腐败分子也根本不可能潜伏这么久。一个检察官在谈到一起腐败案件的教训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的制度很多很完善了，就是领导带头不执行。” 

    虽然查了20年案子，但马君最后的结论是，反腐只靠查案是查不完的。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方能真正反“潜伏”。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惩防体系，以全社会清廉文化氛围让人不想腐败，以政治和经济上的高成本让人不敢腐败，以严密完善的制度让人不能腐败，才是真正的反腐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