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4月27日 07:59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目前，经济运行中物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以“控物价”为中心，正确对待适当的经济增速下降。未来一段时间影响我国物价走势的因素较多，国内主要是食品、居住及货币条件；国际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热钱和美国货币政策。

　　一、治通胀取得一定成效，物价上涨压力依然突出

　　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调整，治理通胀取得了一定成效。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以及信贷投放节奏控制， 3月份M2增速下降到16．6%，单月新增信贷明显放缓，治理通胀的货币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另外，“农超对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举措，一定程度上从中间环节减轻了物价上涨压力。

　　但是，物价上涨的峰值和拐点还没有出现，压力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美国短期货币政策依然宽松，美元指数跌至70附近，且贬值预期不变，加上北非和中东政局动荡的影响，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呈现震荡上行趋势。受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我国进口价格指数出现快速上升态势，2月达到116．6比出口价格指数高5．2个百分点。自2009年11月以来，进口价格指数持续高于出口价格指数，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输入型通胀压力明显。

　　二、管理好国内货币条件，防范猪肉和水产品价格上涨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持续收紧，我国货币条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综合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等因素，目前我国货币条件仍然比2007年宽松。在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后，近期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反而走低，也说明银行流动性并不是很紧。如果通胀压力继续增加，货币政策特别是价格工具仍有进一步收紧的空间。

　　在影响CPI的几类消费品中，蔬菜价格已开始进入季节性回落阶段，并将持续到7月、8月份。由于粮食连年丰收，特别是储备较为充足，市场调节能力较强，如果不出现极端气候变化，短期内粮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居住类价格中，租金在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上涨后趋于稳定，建材装修涨价的幅度不会太大；由于存在价格管制，水电燃气调价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居住类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在降低。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给CPI造成较大冲击的是猪肉和水产品价格。

　　近两年来生猪价格持续回落。在去年6月份下降到保本点后，价格有一定回升，但幅度有限，猪粮比价目前在7左右，养猪的比较效益偏低。去年底全国生猪存栏4．54亿头，同比下降1．2%，今年1月份进一步下降到4．45亿头。生猪存栏量决定下一时期的出栏量。目前存栏量下降幅度不大，但反映了生猪生产增长势头出现转折性变化。2006年年底生猪存栏下降，2007年就出现了猪肉价格持续高涨。同时，与养猪密切相关的玉米、豆粕等价格，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十分敏感，国际粮价变动对养猪成本有较大影响。当前受“瘦肉精”事件影响，加上正处消费淡季，猪肉价格涨幅不大，但下半年上涨的可能性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相关干预政策。

　　福岛核泄露事件对我国海产品生产、消费将产生冲击，部分需求可能转向淡水产品。淡水产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是平衡供求关系、抑制价格上涨的主要途径。此外，福岛核泄露事件对我国粮食、蔬菜、水果及防辐射用品价格的影响，也需要密切关注。

　　三、国际不确定性源自美国货币政策调整

　　受国际经济继续复苏，需求增加，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元持续贬值，北非、中东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涨。我国进口产品价格和PPI涨幅提高，进而加大了向CPI传导的压力。伴随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加息预期，热钱流入规模扩大。1—3月扣除贸易和外商投资因素后，外汇占款明显增加。

　　从本轮大宗商品涨价特征看，金属、农产品价格涨幅高于石油。目前农产品和金属价格涨幅出现一定调整，但石油价格继续攀升。在正常情况下，由于原油质量差异，美国西德克萨斯（WTI）原油价格高于OPEC原油一揽子价格，但去年年底以来，OPEC原油价格明显高于西德克萨斯原油价格，这说明近期油价上涨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所致。

　　美国由于通胀压力尚小，就业压力比较突出，四季度前加息的可能仍然较小。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区通胀压力近期明显增加，4月7日已经提高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受油价和通胀预期影响，美国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下降到67．5，低于2月份的77．5。随着欧元区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启动，考虑债务融资成本和风险升水变化，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幅度，对国际价格走势将发挥重要的信号作用。

　　综合而言，如果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加上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适时退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态势有望阶段性缓解。如果能够适时适度控制好国内新涨价因素，全年CPI涨幅有望控制在4．2%左右，上半年压力明显大于下半年，单月峰值超过6%的可能性较小。

　　需要指出的是，高物价将是全球经济今后两年的重要挑战。在经济复苏未能取得长足进展的情况下，即使意识到某些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也不得不坚持实行这些政策。而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后，就必须更多地考虑和控制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适时调整政策重点，加强各国政策调整中的协调，并对政策调整的时间和代价有足够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