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4月15日 01:18:30  来源：太原日报

    最高法院近日对“非法集资”进行松绑：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并要求各地准确界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商业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

    非法集资案主要有两个罪名，一是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引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另一个是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的适用问题。

    从经济学常识来讲，如果仅仅是向民间的不特定的人借款，算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存款”行为，因为吸收“存款”的目的在于贷出款，从中赚取存贷利差，“存款”必须与“贷款”相对才能算是“存款”。但是，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向银行贷款，而是向不特定的人借款，不管借来的钱是用于企业发展还是转贷赚取利差，单位超过100万元，个人超过20万元，就构成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

    这就存在问题。一方面，许多企业在经营上遇到困难，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有效地从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民间资金不愿意在银行获取低额利息，迫切需要有资金增值的渠道。如果对这些集资行为一律以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打击，那将进一步压缩民间融资渠道，进而扼杀民企的活力。

    2003年发生在河北的 “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很明显地揭示了这种悖论。孙大午创办的大午集团由于向银行贷款遇到困难，就动员本企业职工及附近的乡镇村民将钱存在大午集团，用于企业经营，最终被法院以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样的结果不但为社会公众所不能接受，甚至连公诉人也认为他是“好人犯罪”，因为他所吸引的借款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并且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要给周围村民发出600多万元的工资，造福一方百姓。面对这种悖论，我们是否要反思我们的司法甚至法律本身。

    此次，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从几个方面为“非法集资”进行了松绑。首先，在对象上，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二是资金的用途上，如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相关活动，行为人有还款意愿，能够及时清退集资款项，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三是考虑社会效果上，对于 “边缘案”、“踩线案”、罪与非罪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案件，要从有利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生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则上不按犯罪处理。如果用这些标准来判断，像孙大午这种集资主要是职工和熟人，钱用在公司生产经营，并且集资造福一方的行为显然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如此看来，最高法的相关解释的确有进步之处，这样有利于激活民间的正常借贷，从而让民企更容易融资，并因而激发民企的活力。

    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如果对这些集资行为一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那必将进一步压缩民间融资渠道，进而扼杀民企活力。当然，慎重处置“非法集资”还不够，修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司法在保护金融秩序和公民财产安全的同时，也要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始终是我们要正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