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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0-05-13      浏览次数:1439次
由深圳地下钱庄案看“地下钱庄”的危害
关键字:地下钱庄 非法集资

2010年5月13日 9:34:26  来源:河南文化产业网

 

    河南文化产业网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8时15分报道,日前,深圳摧毁了26个地下钱庄非法经营窝点,据警方介绍,此次端掉的地下钱庄窝点中,每个钱庄日交易额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百万元,有时高达千万元,初步统计涉案金额已超过127亿元。由深圳地下钱庄案让我们来看看“地下钱庄”的危害。

 

    地下钱庄资金交易无法纳入正常的国际收支统计中,致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直接影响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内外部经济均衡状况等方面的准确判断和分析,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准确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何家财一案涉及到4个煤矿老板,其中3人汇款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公安部门分析认为,这类汇款实际上是投资移民。因此,地下钱庄在境内外进行本外币的相互划转,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的暗渠,既可能协助本国资本逃出境外,也可能成为异常外汇资金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通道。暗渠的存在,弱化了境内禁止外币计价结算的管理效力,甚至会冲击人民币的国家法定和主权货币地位。

 

    外汇地下通道相当于打开了资金跨境流动的窗口,对违法犯罪活动资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地下钱庄可协助洗钱、贪污、走私、贩毒、骗税、侵吞国有资产等犯罪活动资金逃往境外,助长了各种严重违法犯罪活动,使上游犯罪行为的能量得以释放。从已经破获案件来看,外汇地下钱庄主要从事收付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收付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资金,与企业之间相互借贷资金,汇款投资香港等境外资本市场,买卖境内股票、房地产、黄金等,支付境外赌资,与空壳公司发生没有实际交易背景的资金往来等。

 

    但是,这却不能完全归咎于“地下钱庄”。事实上,这也反映出中国外汇管制的体制落后,反映了社会对外汇管理很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和民众对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因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者、业务监管部门还是经办外汇业务的银行,都应深刻反思。

 

    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通常对自然人的外汇管制严于对法人的,对居民的外汇管制严于非居民的。尤其是对涉及资本项目的,基本原则是“管理从紧”。中国《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规定,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5万美元的额度管理;超过年度总额的,外汇银行要审核相关证明材料,资本项下的需经必要的核准。有居民反映,超过限额部分,核准过程有时需要几个月,而地下钱庄随来随汇“很方便”。而比如何家财采用到账后付款的经营方式,5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违约的情况;使得在他这里进行汇兑的客户感到可靠快捷。而且何家财收费低廉,每笔业务抽取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佣金,而银行的手续费通常为千分之五。相对于从事洗钱和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违规买卖外汇的地下钱庄往往被认为并不直接侵害百姓利益。事实上,中国外汇管制,忽视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单纯为所谓“国家”实际上是为集权而设定的诸多条条框框,本身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长期以来,珠三角是全国“地下钱庄”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也说明了这一需求的旺盛。长期以来,这些地下钱庄被定位为“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等而受到打击。但这类地下钱庄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满足国内资金供求者的要求。如很多民营企业的流动资金非常短缺,向银行借钱借不到,就转向地下黑市。在破获深圳杜氏钱庄案后不久,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满足中低收入人群融资需求,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意味着长期游走于政策灰色地带的社会贷款,终于名正言顺。《暂行办法》中表示,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重点面向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创业者提供信贷服务。这一政策让原来众多的“地下钱庄”浮出水面,更便于监管。

 

    在过去完全的外汇管制条件下,地下钱庄、或者把国际热钱倒进倒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外汇管制是一个半管制状态。在经常项目,也就是商品和劳务交易上,资金的流动是自由的。在资本项目上,有些也是自由的。现在中国外汇管理的制度处于一个过渡期,但过渡期越长,管理成本越高。因此,逐步废除中国目前还存在的外汇管制更好。中国的外汇管制应当向更加市场化、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国外汇管理的自由化,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化,应是中国未来外汇管理的重要目标。

 

    热钱流入是大势所趋,因此在如何面对和处理热钱上,当局应该出更加客观,更加长远,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举措。毕竟,中国经济的增长还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这些投资不仅来自政府,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市场,跨境流动的资本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块。只要管理层能够维持市场监管的规范,警惕资产泡沫的产生,只要中国经济依然充满活力,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跨境流动的资本就能作出理性选择,热钱变成冷钱,短线变成长线。

 

    如何把这部分投机资本的危害降到最低,对金融监管层无疑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在于中国经济自身是否健康,也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