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有超过2100份由银行向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FinCen）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SAR）对外泄露。这些可疑活动报告涉及多达2万亿美元的疑似“非法”资金，在2100份报告中高频出现的银行则是汇丰，渣打，摩根大通，纽约梅隆和德意志银行五家大银行。

从这则丑闻曝光以来，对于银行错误操作，以及国际大银行股价下跌就成为媒体焦点。这背后被忽略的，则是多年来各国政府与黑钱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现有国际金融系统反洗钱操作方式中所存在的成本和效率的失衡。

——什么是SAR

这一消息的火药味极为浓烈，上周一富时100被汇丰和渣打等银行股强行拉低。欧股之前已因为英国要再度因疫情而禁足的消息持续萎靡，银行股的沦陷给市场加了份柴火。

据一位大银行从业人员的分析，这次针对大银行的疯狂爆料涉及2100份《可疑活动报告》，覆盖了七年的时间。仅去年一年，银行业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 SARs）就多达220万个。

之后被筛选出的2100份被交到记者手中的报告，仅是金融犯罪执法局从2011年起收到的1200万份报告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样本并不是随机挑出，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可以看得出监管机构对这些报告十分关注，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受到其他监管机构要求而汇总的文件。无论如何，这么小的样本都不足以反映出全球洗钱的整体形势。”一位金融从业人员说。

但这条消息无疑给大银行们抹上了“洗钱”的嫌疑，原本应当保密的内部报告被公之于众，也让大银行十分被动，不仅股价暴跌，还可能因此引来官司缠身。

身涉其中的德意志银行在事后的官方声明中提到：“大银行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只不过是预警了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已被证明的事实”。

德意志银行的解释也有其道理。我了解到，在美国，假如一家银行发现一个客户，或是一笔交易有些可疑，他们就需要对金融犯罪执法局提起可疑活动报告。这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惯例。一个可疑活动报告通常包含某个客户或是交易的基础信息，以及一段由银行工作人员的阐述，解释他们为何对此次交易有所怀疑。

同时，所谓“可疑交易”的定义，监管机构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银行可以依照一系列的标准来进行判断。例如，假如一个客户分几次存入低于1万美元的存款，貌似刻意在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些涉及不明来源或者受益人的银行交易，等等。

“现有的金融系统具体的操作模式是这样的：只要银行提交《可疑活动报告》，日后这一客户东窗事发，银行和银行高管层就可能免于被起诉，这也就如同给银行提供了一张’免死金牌’，所以银行十分乐意将所有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交易都提交报告。在过去二十年，可疑活动报告的数量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对我坦言。

“通常而言，可疑活动报告用来让金融犯罪执法局这样的监管机构来监控金融系统的主要参考。我们看到的仅是银行上报给监管机构的内容，却并没有看到监管机构如何回复的，以及是否有回复。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平等，甚至可以怀疑是否这种报告反馈机制也没有那么完善。”布鲁克林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科林（Matthew Collin）说。

——反洗钱的困境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执行总监Mark Steward在之后该机构的年度会议上再次督促银行应该做出更多努力，杜绝洗钱行为。他说很多金融机构认为反洗钱的保护措施是不需要的，“这也让我意识到，对于反洗钱的控制基本是失控的，要知道这一切是为了减少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

上周，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金融监管部门都再度强调反洗钱的重要性，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反洗钱的系统本身是否健全，又如何对反洗钱的各项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估。

风险管理公司LexisNexis的分析显示，仅美国的金融服务机构，每年都有高达264亿美元的花销用于反洗钱，这些成本中有一些直接转移到企业或是消费者身上。这还没算反洗钱的诸多政策给贸易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近些年金融监管所带来的挑战已经多次被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商业机构提及。

洗钱往往是其他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的开始，在银行的绿色通道下，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流向贩毒或是恐怖主义行为。很多银行将其制止金融犯罪的行为不过视作官僚主义操作，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反洗钱的监管到底产生了多少成效？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最终只有不足1%的非法资金被有效拦截。这个比例估计与澳大利亚La Trobe法学院教授珀尔（Ronald F． Pol）的估计类似。珀尔今年2月份在《政策设计和实践》杂志上发表学术分析报告称，“反洗钱是全球最低效的政策实践”。

假如反洗钱成效仅有微弱的1%，那么银行，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意味着反洗钱成本高昂，对于犯罪行为的实际打击效果却微乎其微。

关于反洗钱监管成效的相关数据少的可怜，甚至很多都是多年前的数据。虽然评判反洗钱效率的终极标准应该是被没收的资产，但是现有的数据并没有类似的数据报告。假如以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公布的数据作为参考，2014年美国一共截获了42亿美元，没收了44亿美元的资产。但这其中包括麦道夫诈骗案所牵扯到的17亿美元，以及丰田为了避免因汽车安全而被起诉所支付的12亿美元。只是这两样并不是反洗钱的范畴。同样，英国的数据也牵扯到金融犯罪所没收的资产，未必都与反洗钱相关。

——全球性难题

在过去20年，反洗钱的监管框架经过了大幅的调整，几乎是所有金融监管领域中变动最大的领域。但在deVere金融资讯公司CEO格林（Nigel Green）看来，“或许法律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法律健全之前，必须停止无理的攻击”。

“这些文件也显露出一些全球性的大银行对于洗钱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我看来，这再次证明这些主要的金融机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避免高级的金融犯罪，这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难题。”deVere金融资讯公司CEO格林对我说。

“有一些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假如说，有客户是在做一个合法投资时钻了空子，之后被证明这个投资是非法的，或者是因为其他一系列事件被曝光，银行才意识到当时的某一笔交易可能牵扯到洗钱——很多时候银行也不可能先知先觉；还有一些人指责一些个人所做的投资“不道德”，但法律本身就不是判断道德与否的标尺。”格林说。

“有些时候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可能在上报后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者是上报几个月，几年之后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还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某笔交易有可疑之处，或者是在几年之后才意识到多年前的一笔交易可疑。”布鲁克林研究所研究员科林说。

“要知道，每位金融犯罪执法局的员工平均每年要处理4000多份银行上报的可疑活动报告，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收到的其他报告。要在这么多报告中寻找真正的’可疑交易’，这个工作强度相当大。”科林说。

这同样引发对独立审核，以及银行间利益冲突等问题的讨论。一个有金融利益的银行可以有权对转移大笔资金做出决定么？

“最奇怪的一点是，通常而言小额资金会被审查，而大额资金反倒是不会被审查了。银行必须要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合法和非法的金融操作之间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假如不能清晰划分，只会令对抗金融犯罪更加困难。”格林说。

格林也呼吁说：“让我们停止言语上的攻击，专心做些实际的努力。例如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采取更为严格有利的审查，通过在内部做更多的权衡来减少金融犯罪。”

“金融犯罪执法局也在提出某些政策改革的建议，希望银行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巨量的信息，让监管机构可以更高效地寻找到线索。或者会对一些虚假信息予以惩罚。总之，在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些监管体系的变化。”科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