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
专家名录
唐朱昌
唐朱昌
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复旦大学俄...
严立新
严立新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陆家嘴金...
陈浩然
陈浩然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刑法研究中心主任。...
何 萍
何 萍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荷...
李小杰
李小杰
安永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咨询总监,曾任蚂蚁金服反洗钱总监,复旦大学...
周锦贤
周锦贤
周锦贤先生,香港人,广州暨南大学法律学士,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
童文俊
童文俊
高级经济师,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
汤 俊
汤 俊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安全学院教授。长期专注于反洗钱/反恐...
李 刚
李 刚
生辰:1977.7.26 籍贯:辽宁抚顺 民族:汉 党派:九三学社 职称:教授 研究...
祝亚雄
祝亚雄
祝亚雄,1974年生,浙江衢州人。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
顾卿华
顾卿华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现任安永管理咨询服务合伙...
张平
张平
工作履历:曾在国家审计署从事审计工作,是国家第一批政府审计师;曾在...
转发
上传时间: 2018-04-04      浏览次数:718次
周皓谈金融改革:除了资管新规还应有哪些监管措施?

来源:凤凰网财经

中国的体制改革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先后完成7次机构改革,今年是第8次,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在金融体系改革领域,以2012年的十八大作为时间节点,迄今已经有超过20项里程碑式的改革措施出台,这其中包括了利率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和资本金融账户对外开放等众多方面,如今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年近“壮年”,但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似乎突然变的更加频繁了。

据安信证券统计,在刚刚过去的3月里,仅在金融监管领域,一行三会等有关部门出台正式文件12项,如果加上所有的监管动作,约有20多项的金融监管工作在被齐头推进着。这其中就包括了涉及中国上百万亿资产的“资管新规”在上周正式落地,以及被全球媒体聚焦的中国监管部门大整合。至此,中国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将历史性的从一行三会整合为一行两会。

某货币政策研究员表示,从历史经验看,每次经济的异常波动,来自外部的冲击都要远大于内部因素。而今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变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内去杠杆尚未完成,尚未完全成熟的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又必须加速,以保持国外市场收支平衡,同时还要保持人民币在海外的控制力和定价权,多方考验着监管的智慧。

为了探讨新形势下中国金融监管问题,近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发布了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成果《2017年度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报告在借鉴现有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监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在会上,周皓教授接受了凤凰网等媒体的采访。

周皓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自20171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相对稳定区间,远离风险警戒阈,未来一年内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概率很低。从行业分类来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子行业中,规模占比最大的银行业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趋于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本覆盖能力相对较弱,应引起金融监管层的适当关注。

“这些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政府把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为未来三年金融工作的底线,定为未来几年三大攻坚战当中的首要任务。为了达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我们要开发工具,来监测、观察、控制经济当中的系统性风险。“周皓说。

周皓强调:从宏观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处于低位和下降的态势,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非常低。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市场的预期,20176.9%的增长率也超出了2016年的6.7%的增长率,在经济增长复苏的过程当中,主要的银行的账本在修复,不良贷款率、增长率在下降,这是背后的经济原因。

在微观层面,我们发现大型的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在金融治理加强的情况下,他们的系统性风险的指标是呈稳健和下降的趋势。但对于股份制银行作为一种中型的银行和个别机构的金融风险指标,还在呈上升的趋势。

周皓解释称: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风险指标是远远超于警戒线这条红线的,另外一个时期超过这个警戒线的时候是201578月份股市动荡和8月份以后的汇率调整的时候。这两段时间是风险指标比较高的。最后一个比较高的是2016年初,在资本流动、资本流出比较加剧的情况下是风险比较高的。在过去的一年以来,2016年特别是2017年一年以来,经济当中发生巨灾性的风险的概率远远低于警戒线的指标,呈现在低位徘徊的趋势。

“但是是不是经济当中就没有金融风险呢,不是这样”周皓说“我们刚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也和国际组织、国际机构最近几年对中国债务率对GDP的比例高速增长的杠杆率的担心的一些指标相吻合的,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长期跟踪的新增信贷对GDP流量的比率,在2016年初以前是快速上升的,从2016年到2017年有个缓慢下降的过程,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经济增长的加速和资金从脱虚向实,离开银行间和资管市场,进入实体经济的贷款的变动是相吻合的。”

周皓表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银行业在整个社会融资当中的比例超过80%,它占系统性风险的比率也是最高的。股份制银行,比五大行小一点的银行,他们的系统性风险的指标是有所上升或者一直徘徊在比较高的位置。这是因为股份制银行是银行间市场资金的净借入方。五大行包括政策银行是净借出方,所以在资金利率偏紧,在金融监管偏严的情况下,五大行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

“所以市场对这类银行的资本支付损失的能力是一直有担心的,这也和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判断是相一致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塞尔的资本重组比率来印证我们前面的判断,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比较高的,一直在12%以上,而且最近两年有呈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城商行也高于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用巴塞尔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对处在比较弱的情况。”周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