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财经报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国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原有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业内专家认为，此次机构改革使得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再度被强化，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再获升级。

　　实际上，不只是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欧盟等众多经济体的央行都致力于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但不同的是，这条充满“第一次”的改革与创新之路，我国不仅步伐稳、走得早，更是不停歇、走得远。

　　惨痛的一课：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被提上议程

　　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中央银行制度，央行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挥着宏观调控作用。

　　一般说来，央行的职能被概括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与“国家的银行”。其中，“国家的银行”职能包括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制定并监督执行有关金融管理法规等。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传统政策框架下的央行普遍更加关注经济周期，履行职能以货币政策为核心，政策目标以维持币值与物价稳定、保持经济低通胀为主。

　　但是，经济周期之外仍存在金融周期，在物价稳定的表象下，资产泡沫存在迅速扩张的风险，其他金融风险亦在不断积聚，最终将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曾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做如上发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旭分析道，一方面，金融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与顺周期性使得经济繁荣时期信贷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萧条时期却往往出现信贷萎缩、资产价格断崖式下跌，这无疑会促使风险“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在混业经营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信贷市场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业务交织，这使得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或几个市场出现风险便会较快相互传染并不断相互加强，如星火燎原，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而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风险，货币政策却显得“无计可施”。陈旭告诉记者，货币政策更致力于调节经济周期，而无法有效兼顾调节金融周期。当二者叠加出现且政策目标冲突时，货币政策的制定则会陷入两难境地。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可能会纵容资产泡沫，积聚金融风险。同时，货币政策是总量调节工具，非结构性调节工具，无法有效处理金融机构关联性问题，因而无法有效阻隔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事实的例子就在眼前：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多数经济体长时间被笼罩在经济下行的阴云之中，充分证明了传统央行政策框架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存在不足与弱点。

　　为了“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各国不得不开始对央行的职能与政策目标进行新的思考与探索。不约而同地，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以应对金融周期被提上日程。

　　“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即抑制金融系统风险。”陈旭告诉记者。一方面，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杠杆率、流动性比例等指标工具，促使金融机构在经济上行与下行时保持信贷相对平稳，从而缓解金融顺周期性。另一方面，通过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资本附加、贷款集中度限制、企业贷款风险权重等工具，遏制金融风险的互相传染与加强。由此实现针对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缓解金融周期问题，维护金融稳定。

　　我国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我国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举措做出了梳理总结：

　　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通过使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挂钩，促使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遏制其盲目扩张和过度加杠杆。

　　2016年，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MPA体系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重点考虑金融机构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等七方面，综合评估后实施逆周期调节。

　　2017年，央行又将表外理财纳入MPA体系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表外业务的风险管理。

　　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从外汇市场和跨境融资两个维度，从市场加杠杆融资和以自有资金短期炒作两种行为模式入手，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形成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加之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对央行接手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审慎监管制度职责的安排，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权力将更多集中于央行。

　　“正如这份报告指出的那样，我国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不少探索‘从全球看亦具有创新性’。”陈旭告诉记者，不同于其他国家将一项或几项指标作为对宏观审慎评估依据，我国MPA体系以14项指标对金融机构七大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评估，可以说是一项系统性的评估体系。

　　同时，结合实际情况，我国央行还创新了一些有特色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调整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宏观审慎政策参数、跨境融资杠杆率等。这些工具有助于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

　　不仅如此，2018年，央行还将把同业存单纳入MPA体系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这表明，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同样关注影子银行领域的金融风险。”陈旭说。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不仅较早开始了对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探索，这些年来更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改革之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陈旭向记者说道。

　　朝着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目标继续前进

　　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健全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是我国坚持不懈的前进方向。

　　其中，围绕货币政策，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继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金融价格杠杆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央行已经推出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包括短期流动性调节（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不断增强利率调控与传导性，积极稳妥推进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

　　围绕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报告提出，将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架构，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针对上述工作安排，陈旭表示，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部门、证券部门、外汇部门、影子银行部门、地方债等都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点，今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的运用范围将覆盖上述部门与市场。同时，他建议，成立决策主体或委员会作为建议宏观审慎政策方向和工具选择的专门机构，为宏观审慎政策制定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陈旭表示，货币政策更加关注币值、物价稳定与经济、就业增加，宏观审慎政策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为货币政策留出更多空间。二者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有助于实现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双赢”。